相关推荐: 央媒全程报道见证！海普诺凯原来在西藏干了这些事！八年如一日！ 现如今，践行公益事业已成为企业对品牌文化最好的诠释之一。甚至有观点认为，一家企业只有将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以自身优势赋能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才能在大爱与担当中，实现基业长青。 不过，要想真正做好公益事业绝非易事，如何脱离单纯的物资捐赠，实现“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跨越，成为权衡企业公益行为价值感的考量点。 近日，2024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西藏母婴营养健康提升公益计划（以下简称“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行”或“公益行”）圆满收官。此行，是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行在西藏开展公益活动，通过物资捐赠与精准科普帮扶齐头并进，潜移默化地影响西藏母婴群体营养健康水平的第八个年头。 今年，新华网摄制组跟随2024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行项目组一起走进西藏，零距离见证、参与了这项已连续开展了8年的公益活动，让社会大众对澳优扎根西藏，全面探索并践行母婴营养健康帮扶的可行路径，有了首次全面、真实的见证。视频推送后，网友们深深震撼于澳优乳业年复一年的公益坚守。 8年坚守，格桑花公益行为西藏母婴营养健康筑堤 众所周知，营养是健康的基础，健康的体魄是人们实现理想和追求幸福的基础，更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西藏是中国西南边陲非常重要的门户，也是很多人的朝圣之路，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饮食文化等因素，相比其他省份，西藏人民的营养健康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2024年是援藏政策实施的30周年。三十年来，社会各界积极响应，纷纷来到这片格桑花盛开之地，用爱和奉献滋润这方水土。这其中，不乏一些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澳优正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7月19日，2024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西藏母婴营养健康提升公益（以下简称为格桑花公益行）计划收官，这支汇聚了政界、医疗界、企业界、学界、协会、红十字会系统等多方力量的公益队伍，圆满完成了在西藏10天的公益任务。 △2024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西藏母婴营养健康提升公益计划出发仪式合影留念。 据悉，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行成立于2017年，由澳优旗下海普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医学部共同发起，联合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澳优基金会等组织，在政府、学术机构、医疗机构、行业协会力量的支持下，针对西藏母婴群体开展的一个公益项目，旨在提高西藏母婴生存质量，帮助西藏儿童健康成长。 8年来，格桑花公益行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超越，在提升西藏人民的营养健康水平方面实现了显著的效果。海普诺凯总经理刘永强表示，“基于多年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行的实践探索，我们清晰地知道，物质和资金捐助只能解决一时困境，并不能彻底改变当地母婴营养健康的状况，只有实现物质帮扶与精准科普双驱并进，在支持营养资源的基础上，聚焦提升西藏自治区母婴家庭科学孕育和育养，才能实现提升西藏母婴营养身心健康水平。” 截至目前，格桑花公益行的足迹已经遍及拉萨市、林芝市、日喀则市、山南市、昌都市、那曲市及阿里地区等西藏自治区全境，累计捐赠爱心物款近1110万元，举行爱心义诊和学术交流59场，发起爱心捐赠50次，直接培养乡村医生1100余人，惠及西藏母婴家庭6500余户。 评判一个公益做得到底有没有力量？有没有价值？受援助人的声音是最好地答案。在新华网的镜头记录下，笔者见到了这样一位西藏妇女，她面含感激地对新华网的记者说道，“感谢国家，送给孩子奶粉和玩具等很多其他东西，还亲自到自家门口给孩子会诊。”格桑花公益行让西藏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创新帮扶，物资捐赠与精准科普帮扶齐头并进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物资援助外，格桑花公益行特别重视对西藏本地专业医疗人员技术水平的提升。在往年良好合作的基础上，格桑花公益行在西藏自治区母子保健协会特别设立了“专干培训基地”，不断提升乡村医生的业务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让更多西藏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得到保障。 在新华网的镜头中，笔者见证了西藏基层医生与精英级别专家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山南市发改委副主任、湖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队委张建军表示，格桑花公益行做到了“鱼渔相授，质智相扶”，不仅为西藏群众带来了物质上的帮助，还培训了本地乡村医生，促进了人们健康观念转变。为西藏培育带不走、留得下、靠得住的医疗人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除了营养科普、爱心物资捐赠外，公益团还将音乐作为公益形式，带领当地母婴家庭开展了充满活力的奥尔夫音乐课堂互动，与孩子们拉近距离，带来自我保护和营养知识的小知识、小技巧，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此次格桑花公益行定位精准，成熟度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阿里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区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会长刘维新对澳优基金会海普诺凯格桑花公益项目表示高度认可，刘维新表示自己与海普诺凯格桑花项目结缘于2019年，一直关注着公益项目的开展。他认为，该公益项目做得非常扎实，已经不仅仅只是一项公益活动，更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在未来，格桑花公益行将定点在西藏阿里地区，用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在阿里地区探索、践行母婴营养健康帮扶路径，切实提升阿里地区的母婴营养健康水平。 不过，公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通过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日积月累，聚沙成塔，汇集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力量。 从个体公益到人人公益，是公益事业发挥更大价值的底层逻辑。毫无疑问的是，澳优也将持续依托自身产业优势，通过澳优基金会携手更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助力西藏母婴营养健康的提升！ 而在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如澳优乳业般的企业加入到公益队伍中，用办实事、重坚守的赤子之心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格桑花在西藏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绽放得更加美丽、更加绚烂！相关推荐: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丨走近国家级非遗——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分布于安徽省亳州市,特别是以古井镇(古称减店)为中心的魏岗、张集和古井三角地带。涡河之湾和小洪河的河套,处于华北平原南端,水质为弱碱性矿泉水,适于酿酒。该工艺发轫于两汉,孕育于唐宋,成型于明清,鼎盛于当代。从曹操进献九酝春酒,到明代公兴槽坊,到清朝怀老万,其传承历久不衰。2021年5月,安徽省亳州市申报的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古井贡酒酿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古井贡酒的起源 早在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亳州便已是先民聚集之地。亳州地区发现了如尉迟寺遗址、傅庄遗址、钓鱼台遗址、后铁营遗址、青凤岭遗址等先民遗迹。出土了近万件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包括先民饮酒使用的陶尊、陶甑、陶罐、陶鬶和高足杯等。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亳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酿酒活动。 钓鱼台遗址曾经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小麦。1955年,在该遗址内发现一件盛装碳化小麦的陶鬲,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测定距今约4500年。根据有关专家统计:在遗址中发现的粮食堆积为100立方米,折合重量5万公斤,还发现了一些形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由此来看,当时已有了大量的粮食结余,从而为酿酒提供了必备条件。自传说时期的五帝时代至商代,亳州均为中原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酒文化的传承不言而喻。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把家乡亳州出产的“九酝春酒”进献给了汉献帝刘协,并上奏《九酝酒法》,阐述了美酒的酿制方法。这是中国白酒作为贡品的最早文字记载,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酿酒方法之一,古井贡酒也因此得名。 古井贡酒酿造技艺的特点 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即“泥窖发酵、混蒸续楂、老五甑操作”,该项技艺依托明清窖池群,采用老五甑工艺,取“无极之水”,配以五粮原料,用曲“两花一伏”多曲酿造,经过60-180天发酵,采用“三高一低”、“三清一控”的独特技术,择层取醅、择时摘酒、分级贮存,于陶坛恒温窖藏,经尝评、分析、勾调和包装后,形成古井贡酒“色清如水晶、香纯似幽兰、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的独特风格。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系列包括多个单品,如年份原浆古20、年份原浆古16、年份原浆古5、年份原浆古8、 年份原浆古26,以及年份原浆年三十、年份原浆中国香古8等等;这些产品不仅代表了不同的酒精度和品质等级,还各自拥有独特的包装设计和寓意。 古井贡酒酿造技艺的价值与成就 该工艺与其所依托的古井贡酒酿造遗址是中原地区酿酒活动产生、形成及发展的重要见证,是古代亳州经济社会和技艺传承的生动课堂。以此技艺生产的古井贡酒自1963年四获全国评酒会金奖。2003年被列入全国首批原产地域保护名单。2008年,该技艺被省政府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古井贡酒酿造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原产地亳州被授予“世界十大烈酒产区”称号。2018年,该技艺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现存世界最古老的蒸馏酒酿造方法。2019年,古井贡酒传统酿造区被工信部授予“国家工业遗产”,古井贡酒技术中心被工信部授予“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择时摘酒,采九酝酒法,酿传世佳酿!快来走近亳州非遗,领略古井贡酒酿造技艺的风采吧！相关推荐: “内卷”的电商江湖：拼服务才有出路2024年的618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讨论却远没有结束。 先是有媒体报道称“某电商女装商家吐槽退货率高达80%”，相关话题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焦点，引发了不少商家的共鸣：“今年夏装退货率都快达到90%了，卖十件退九件已经是常态。” 然后部分商家开始向媒体“控诉”电商平台的“仅退款”和“运费险”模式，认为电商平台的规则过于偏向消费者，被一些“羊毛党”钻了空子，“哭诉”自己快被各种各样“仅退款不退货”的理由逼疯了。 618期间发生的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国内电商行业的现状：经过25年的市场教育，中国的网购用户数量已经超过8.5亿人，年销售额已经是10万亿元的规模，同时在高度内卷的电商江湖里，处处弥漫着增长见顶的焦虑情绪，出路又在哪里呢？ 01 电商“破与立”的密码：服务体系 2024年春节刚过，马云在20年前写的一篇旧帖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追溯电商在中国的发展史，诞生于1999年的易趣网常常是被缅怀的对象，但让电商这个新物种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却是诞生于2003年的淘宝。 为何照搬eBay模式的易趣网“错失良机”，而土生土长的淘宝成了无数网民的网购启蒙？答案也许就藏在马云在帖子里提到的一句话：“坚信一个真正、伟大、杰出的电子商务网站的最大收益者应该是用户，最大的建设者也应该是用户。” 把时间拨回到2003年，非典的影响加速了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在半年时间里增长了890万人，6800万网民中有四成尝试了网络购物。以至于在不少叙事中，将电商在中国的普及归功于互联网红利。 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但回到当时的语境里，网购之所以被年轻人所接受，离不开两个因素： 一是线下零售业的滞后。 2003年底的时候，国内省会以上城市购物中心的总数为236家，且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上广代表的特大型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购物的主要场所是门面不大的“夫妻店”，价格不透明、服务非标准，很大一部分消费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所以当网购作为线下零售的“补充角色”出现后，即使物流时间动辄一周，支付手续相当麻烦，依然凭借透明的价格和标准化的服务，让潜力迅速被激活。 二是超预期的网购体验。 不同于传统“所见即所得”的购物习惯，电商在启蒙阶段的最大挑战无外乎“用户信任”。 回看那些在“活下来”的电商平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平台担保”，比如支付宝提出了“你敢用，我敢赔”的朴素口号，打消了一部分消费者的疑虑；淘宝在2007年提出的“7天无理由退换”策略，让网购的渗透率“飙升”……2003年“尝试”网购的用户仅有2700万，到了2013年时，国内的网购用户数量已经增长到了3.02亿人。 可以看到，电商在中国市场“一破一立”的关键正是“信任”一词，逐渐完善的服务体系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遗憾的是，2009年后的电商行业，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很少再谈“用户”，取而代之的是GMV、SKU等普通人看不懂的名词，市场开始被流量思维操纵，电商平台转身扮演起了“流量运营者”的角色。 以至于过去几年中，直播电商、兴趣电商等新概念层出不穷，电商成了一门彻彻底底的流量生意。只是代价也很明显，就像女装商家高达80%的退货率，背后意味着80%的用户没有买到想要的商品，电商的根基有了动摇的迹象。 02 “特殊情况仅退款”，到底碰了谁的利益 隐藏在高退货率之下的，其实是脱线、尺码不符、无吊牌、严重色差等直接关系购物体验的质量问题，也是许多女装商家被诟病的直接原因。“7天无理由退换”等策略可以治标，但无法治本。 有理由相信，“高退货率”不是2024年618才有的现象，几乎每一次大促后，都会曝出类似的问题。一些电商平台默认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运费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是提升GMV的一种灰色手段。 作为“后起之秀”的拼多多，针对前辈们不愿意甩掉的包袱，最早推出了“特殊情况仅退款”制度：消费者在平台上购买的商品，如果收到商品后存在货不对板、质量问题等，可申请退回全部或部分价款，且无需将商品退回商家。 单从该制度本身来看，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 传统的退货退款仅是合同解除后恢复原状，消费者并没有获得赔偿。同时，消费者通过诉讼主张赔偿的成本过高，因此，绝大部分消费者选择忍气吞声。这意味着，过去的平衡是以牺牲消费者权益来维持的。而仅退款制度，是以价款或者商品残值来赔偿消费者，符合法律规定，也更加公平。 电商平台上的商家良莠不齐，不排除一些商家销售质量低劣商品的嫌疑。而不少消费者囿于成本不愿维权或者难以维权，导致商家只要退货退款就没有其他违约责任。无需退货就能拿到退款的“仅退款”制度，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淘汰机制，倒逼商家提升商品服务质量，继而保障消费者应有的权益。 可以找到的数据是：目前拼多多上约90%的仅退款案例，是100元以下小标的订单。客单价较高的商家，因为“作恶”的成本越来越高，普遍开始在商品质量上“严把关”。像水果、鲜花等前两年退货退款高频发生的品类，2023年的仅退款比例已经将至2.6%，大多数商家打出了品质牌。 让人不解的是，“仅退款”制度明明是电商模式的再次创新，为何会像“高退货率”一样陷入舆论漩涡呢？ 目前的舆情主要来自小部分商家的声音，认为“仅退款”制度“容易被买家钻空子”、“可能助长薅羊毛的风气”。而消费者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很少会向媒体表达诉求，无形中产生了“幸存者偏差”：商家似乎成了“特殊情况仅退款”制度的受害者，拼多多代表的电商平台习惯于在纠纷中“偏袒用户”。 不可否认，确实存在少量“羊毛党”在滥用“仅退款”制度，损害了部分商家的合法利益，在一些轻微瑕疵、部分质量问题的仅退款案件中，平台的判定难度较大，本能地站在了弱势的消费者一方。 但这些偶发问题不应成为“仅退款”制度的原罪。目前，拼多多平台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申诉通道，对于平台仅退款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商家，可以向平台进行申诉、举证，平台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商家补偿。 至少就目前来看，抖音电商、淘宝、京东、快手电商等主流电商平台，都已经效仿拼多多上线了类似的特殊情况仅退款服务。毕竟在这套规则中，打击其实是商品品质差、服务差的商家，对大部分商家、用户和平台而言利远大于弊。 03 电商“内卷”的尽头，仍然是拼服务 “高退货率”和“仅退款”在同一时间被讨论，既暴露了当前电商行业的问题，也给出了可行的答案。把视角再放大一些的话，电商平台想要消除增长见顶的流量焦虑，最可靠的路线还是拼服务。 电商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改变了近10亿人的消费习惯，却也到了重拾初心的时候：曾经高呼的“简单高效的用户体验”，是否已经被各种经营数据裹挟，是否陷入了过度追求流量的误区？ 身为10亿消费人群中的一员，我们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不少社交和工具类APP的开屏广告已经被电商APP霸占，稍微不注意就会误触跳转；在电商平台上搜索某商品后，排在最前面的商品常常被标注“广告”二字……平台和商家均已陷入流量的死循环，不买量就没有增长，而流量成本又越来越高。 被流量思维驱动的“无效内卷”，导致的结果就是电商平台的运营越来越复杂，需要不断攫取各种流量来维持增长。2024年的618注定是一个转折点，几家平台不再公布具体的GMV数字，第三方信源则给出了“同比缩水”的判断，“卷流量”已经不是正确的解法。 于是越来越多的平台和商家意识到，想要跳出这样的死循环，必须要改变内卷的底层逻辑：相较于“重构人货场”等自说自话的战略，回到消费者的立场上，围绕服务进行模式创新，几乎是唯一的解法。 以拼多多的“特殊情况仅退款”制度为例，可能让小部分商家不爽，却是大多数品牌所乐见的。一些平台上的服装商家为高退货率苦恼时，阿迪达斯、百丽、波司登、森马、鸿星尔克等品牌先后在拼多多上开设了旗舰店，安踏、匹克等品牌也以奥莱店或官方授权店等形式入驻拼多多。 个中原因并不难解释：如果说“百亿补贴”改变了用户心智，正在将拼多多作为购买大牌商品的首选渠道；“特殊情况仅退款”制度进一步消除了用户的后顾之忧，不再质疑商家的服务和保障。对于平台上的商家来说，商家和用户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只有良性的平台生态，才会产生交易的土壤。 再深挖一层的话，电商行业想要在现有体量下继续增长，势必要有能力满足“下沉市场”的消费需求。这类群体大多不熟悉平台规则，没有能力和商家“拉扯”，一旦产生交易纠纷，可以说是十足的弱势群体。“特殊情况仅退款”制度降低了售后的门槛和成本，既是保障他们利益的必要之举，也是建立信任的必要一环。 当然，这不过是售后服务的一环，需要创新的服务体系绝不止售后，发货时间、物流效率、复购率等环节，同样可以是卷的方向。 在互联网红利消逝的大背景下，是时候抛弃“唯流量”的想法了，服务上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哪怕买来了流量，多半是一次性用户，一旦停止烧钱买量，增长便无以为继。 相比之下，在服务上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价值点，用服务不断巩固和用户的关系，在信任基础上持续提升复购，何尝不是新的增长点呢？ 04 写在最后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电商平台的风向都是“做加法”，试图用精心策划的“花样”留住用户、刺激消费。 而当一边升级一边理性的消费成为不可逆转的认知趋势，五花八门的营销策略不再奏效，俨然到了“做减法”的时候。除了“取消预售”这样在营销环节上的减法，还应该让“拼服务、降门槛”从口号转变为行动。 一切生意的本质都是服务人，电商从爆发期逐渐过渡到高质量增长阶段，消费者需要的是被“宠爱”，而非“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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